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最新公告
最新公告
祝贺殷飞万博官网手机登录网页出版“监狱行刑书籍”在新华书店上市
时间:2013-05-16来源:本站原创浏览次数:3663
 

监狱行刑内容的准确定位

摘要部分

监狱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监狱行刑的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而准确定位监狱行刑的内容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已经迫不及待地需要改革;我国监狱行刑呈现低效运行的态势,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有一定差距,必须加快其改革步伐。监狱行刑在实践中,存在着理论上的脱轨,这是法治进程的表现,当前监狱行刑的内容已经不再是以惩罚性为主的单一模式,而是应当符合世界性标准的人权主义为主,以我国法治社会主义国家监狱体制,贯彻的方针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因此,本文着重以监狱行刑内容的准确定位为主,结合新中国以来监狱理论研究的成就,以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参照国外监狱行刑的内容,对我国监狱行刑内容的准确定位进行初步探讨。

 

一、我国(新中国)传统监狱行刑的内容

(一)我国传统监狱行刑内容的历史

自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的规定,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并且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特制定了《劳动改造条例》。这是新中国监狱工作及其狱政管理工作的第一部法规,从此,监狱工作、狱政管理工作开始迈入了法制化建设中,它也一直影响着新中国对监狱行刑内容的首次定位。

《劳动改造条例》中,以“劳动改造机关对于一切反革命犯与其他刑事犯所施行的劳动改造,应当贯彻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突显出了当时国家背景下,对于犯罪人员的核心是惩罚与劳动,该“二个结合”的方针明确定义了犯罪人员改造是通过接受惩罚及劳动来改造成为新人。其中,《劳动改造条例》也提及到“凡是犯人在刑期满了临释放的时候,自愿留队就业,或者无家可归无业可就业、或者在地广人稀地区可能就地安置的,劳动改造机关就应当组织他们劳动就业。”这充分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的行刑主要内容,以强制劳动改造为主,注重对劳改人员人身权利的剥夺,并将监狱行刑的劳动改造列入国家生产建设总计划内。在行刑体系上,并未对监狱管理制度、生活管理、奖惩等方便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而是一味地依靠劳动去衡量改造犯罪人员的标准。虽然在《劳动改造条例》中规定了取保、家属接见和通讯的权利,却未对人生自由的问题进行规定,但对于人身自由的权利不言而喻是完全剥夺的。

直到1962年,由公安部制定颁布了《劳动改造管教队工作细则》,它从监狱的管理制度、生活管理等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有效地弥补了《劳动改造条例》的不足。对强制劳动改造的思想具有转折点的是19647月,全国第六次劳改工作全会议的召开,它结合了《劳动改造条例》及社会主义的精神,首次提出了“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改造方针,解决了之前监狱以生产为首的方针及“三不一高(不死人、不逃跑、不出事故、工效高)”的标准,明确要求坚持“四个第一(改造第一、思想教育第一、教育说服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坚持贯彻“两个从严从宽(反动思想的批判斗争从严,处罚加刑从宽,在制度范围和可能条件下生活待遇适当从宽)思想。通过此次会议,监狱行刑内容在本质上发生了改变,逐步从劳动第一转移到了针对犯罪人员的改造为重心,对监管制度完善作出了贡献。

1983年,我国的监狱工作和劳教工作正式从公安部划归司法部领导,并于198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改、劳教工作会议提出了具体对监狱制度和监狱管理作出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随着我国在法治建设步伐的加快,1994年以“罪犯改造成为遵守法律自食其力的公民”的指导思想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为宗旨,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的罪犯改造工作主要由监狱行政法规调整转变为主要由监狱法律进行调整,同时也使罪犯改造工作进入了法治化阶段[1]

(二)我国(新中国)传统监狱行刑内容总结

“执行乃法律之终局果实”[2] ,完善的监狱行刑制度才能达到行刑的目的,也最终反映出刑罚执行的使命。我国自从制定《劳动改造条例》开始,提出了贯彻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在该条例的指导方针下,监狱行刑的内容可以概括为:

1.实行强制劳动改造政策。《劳动改造条例》第二十五条:劳动改造必须同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使强迫劳动逐渐接近于自愿劳动,从而达到改造犯人成为新人的目的。监狱的行刑内容应当明确犯罪人员接受改造,能够重新回到社会。当时,基予社会条件的限制,出于发展生产的需要,“劳动改造”过分地强调生产,以生产的量来衡量一个犯罪人员的改造表现,忽视了监狱行刑的目的--把罪犯改造为新人。

2.实施严格监管制度。《劳动改造条例》第十四条监狱对犯人应当严格管制并严密警戒,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单独监禁。由于我国受封建法制思想的影响,新中国建国以来,“报应刑”思想根深蒂固。对罪犯的严厉惩罚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严格管制是对监禁刑的执行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实践证明,这样的严格监管使罪犯打下了标签,扭曲了人格,罪犯之间还不可避免地交叉感染。犯罪人员经过改造以后,还是需要回到社会中生活,如果长时间的脱离社会群体,对犯罪人员回归社会带来障碍。

3.粗放性教育制度。在监狱的教育工作中对事不对人,而且是一种强迫方式的灌输式教育法,不考虑方法对不对,也不考虑罪犯能否接受。犯罪人员也是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心里特征,犯罪原因也不尽相同。然因此后只有进行分类、个别性教育,才能取得好的教育效果,让犯罪人员所接受。

4.监狱封闭化管理。在我国,监狱的设置大多地处偏僻,并且有着高度隔离的封闭措施,监狱完全与外界社会相隔绝,在里面生活的服刑人员常年接触不到“外面的社会”,每天按照要求作息、每天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劳动,如同车间里的工具,对外面的社会发展也无法得到了解。

“监狱监禁刑在刑罚适用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监狱运行及行刑现状与问题就是我国刑罚执行现状和问题的最好表征[3]”。如此状况不利于罪犯的改造。

围绕着《劳动改造条例》为基础的监狱法规的前提下,1962年以后,监狱行刑的核心方针也逐步在改变,“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思潮在监狱行刑过程中展开,改变了以前重生产轻改造的情况,并且就监狱监管、监狱制度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了新时期监狱工作的任务和发展方向。监狱法治建设逐步得到发展,在监管实践中也逐步摸索并制定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制度。到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我国监狱行刑内容有了巨大的变化,如分押分管分教、改造工作向前、向后、向外延伸、改造生产双承包制等。在此基本上,进一步地提出了依法治监、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要求。

二、     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对监狱行刑内容的影响

(一)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趋向

为避免自由刑的弊端,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国家开始倡导监外劳动,他们认为,监外劳动可以使罪犯汲取更多新鲜空气,有更大的活动天地,让他们的心情不再封闭,可以有效避免监内劳动造成的精神抑郁和沉闷,监外劳动可以为罪犯在监内生活和监外的社会活动之间建立一个中间过渡地带,使罪犯逐步适应社会,不致回归社会后无所适从。4美国学者巴特勒斯指出: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罪犯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密切关系,以使罪犯恢复与社会、家庭的联系。5在我国,监禁刑的适用一直延续至今,在行刑过程中,如果没有恰当的调节,没有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机制,便会出现刑释人员重蹈覆辙,重新犯罪,对社会造成二次危害的结果。因此,让犯罪人员在回归社会之前去接触社会,了解现实社会,以便将来适应社会的生活环境,这对于犯罪人员重新进入社会生活、社会接受犯罪人员以及监狱行刑的成功改造都是有利的。

行刑社会化的提出和实施使刑罚的重心由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对犯罪行为人实施必要的惩罚转向依据犯罪主观恶性对其实行矫正和改造,监狱的结构也由封闭走向开放,行刑内容由惩罚转向教育,整个行刑活动紧紧围绕罪犯重新回归社会而展开。所以说行刑社会化是刑罚不断进化的结果,是民主、法治、人道思想在现代行刑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兼顾报应和和功利的一种刑罚的重要特征。同时,它还是一种结合刑罚标准的实际需要和发展,充分有效地调动和利用综合社会资源,使刑罚执行制度和方式与社会化同步的一种有效手段和方法。6近年来,行刑社会化的目标就是要避免犯罪人员不与社会安全隔离,让其与社会保持适度的接触。按照现代法学理论,当今的刑罚执行已不再是纯粹地对罪犯实施惩罚,而是要在惩罚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矫正措施的落实,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以健全健康的人格回归社会。

纵观刑罚的进化的过程:刑罚体系的中心由死刑、肉刑转向自由刑,刑罚由繁到简,刑罚由严酷到缓和,刑罚由注重已然转向注重未然。7这些都向我们表明:刑罚轻缓化是人类文明程度提高、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标志,是历史的必然,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就当今世界的一般潮流而言,短期自由刑成了适用率最高的刑罚,而长期监禁、终身监禁和死刑则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位。8监禁刑作为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行刑方式,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在刑事处罚中,人民普遍认为犯罪就等于坐牢,就应当被羁押于监狱,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行刑理论探讨问题中,提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理论,即向社会化行刑发展,以代替监禁刑的方式,对犯罪人员进行改造,树立正确的改造观念、让犯罪人员不与社会所隔离,与社会的发展同步。

当今社会是一个注重人权保障的时代,监狱行刑的人权问题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从确立罪犯人权保障的平等性出发,逐步放开监禁行刑方式,推进社会化行刑,这将有利于防止二次性犯罪。

(二)“首要标准”的提出对未来监狱执行的思考

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必须收监关押的罪犯,监管场所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通过创新教育改造方法,强化心理矫治,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真正使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确保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实效。”2008年周永康同志代表党中央对监狱执行提出“首要标准”的要求,体现出了监狱的重心转变,改变了教育改造服从并服务于生产的观念,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标准。
从根本性而言,监狱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罪犯能够重新回到社会,并且为社会做出贡献。“首要标准”的提出将打破传统的行刑模式,实行了“5+1+1”教育改造模式和劳教六三制教育规定,全面落实分类教育、个别教育、一人一策等制度,刑期变成学期,让教育矫治更加科学9。尤其是监企分开的实现,突出了以改造人为核心、保障监狱改造规范运行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的行刑机制不断向国际统一化靠近,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真正地做到监狱行刑的目的是使罪犯能够成功改造,再次回到社会,成为社会有用的人。现代行刑制度已不再是单纯地对罪犯实施惩罚,而是在惩罚的基础上,矫正罪犯的犯罪思想和行为。
尽管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是缺少教育却是万万不能的。2008年司法部制定了《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其中提出: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任务,是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教育罪犯认罪悔罪,自觉接受改造,增强法律意识和道德素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将其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教育改造在监狱行刑过程中逐步受到重视,针对犯罪人员大多数呈现出来法律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低下的情况,《监狱教育改造的改造规定》根据犯罪人员的犯罪类型、犯罪原因、恶性程度及其思想、行为、心理特征,坚持因人施教、以理服人、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进行教育改造,有利于犯罪人员重归社会做个守法公民,有效地防止了二次犯罪的概率。对于监狱教育改造的内容,现代监狱行刑中不单纯的只是让其接受被动的受教育,而是争取积极地加入教育,主动接受教育改造,并且在监狱内设立了教育改造的场所。除此之外,社会帮教、心理矫治也进入了监狱内,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监狱行刑的改造质量。

三、我国现代监狱行刑内容的明确

()劳动改造的法治健全化

劳动改造作为我国监狱行刑的重要内容,围绕着“以人为本,依法治监”的法治建设精神。从法治化的角度考虑,逐步健全监狱法律体系,使监狱管理制度有法可依,与时俱进,构建更完备的理论基础,更全面地发挥劳动改造,开创新的局面。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监狱作为国家机构组成的重要部分,担负着依法执行刑罚和改造犯罪人员的职责。目前,我国在监狱行刑中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监狱行刑作为刑事处罚的最后一个关键,它必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互联系,而监狱行刑的主要目的是改造犯罪人员,能够重新回到社会,做一名守法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作为1994年所颁布的第一步监狱法典,它全面总结了我国监狱发展过程中值得保留的学习经验和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狱行刑内容,从我国(新中国)的监狱发展来说,自1954年的《劳动改造条例》中规定的“两个结合”片面地在监狱行刑过程中追求经济利益,是否达到生产效率放在了第一位,并且出现了单纯惩罚犯罪人员的违法现象等,致使依法治监成为摆设。1964年的第六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重新对监狱行刑内容确定了“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工作方针,从本质上开始对犯罪人员的改造问题转变过来,重新审视了劳动改造是犯罪人员的基本手段,并非第一手段的监狱行刑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90年代以后,监狱行刑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人为本,依法治监,已成为监狱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在我国实行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也首次明确了犯罪人员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这是走向法治化的第一步,但对于国外监狱法治化健全的国家而言,我们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但对于日益变化的社会及相关法律的修改,监狱行刑具有一定的滞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未对“罪犯的劳动改造”设置专章规定过于分散,内容不够全面,规定本身又过于笼统、概括,不够具体,加之《监狱法实施细则》尚未颁布,导致整体操作性较弱。因此需要尽快制定监狱法实施条例来进一步完善与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衔接,使我国监狱行刑的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创建出一套属于我国特色的监狱法律体系。

《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对被行刑人员都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其中,在第十四、十五章节中,均有规定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的参加劳动、劳动的条件、劳动报酬、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奖励、处罚、关押模式。行刑人员的劳动报酬规定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与我国不同的一面,自我国改变监企分开时,关于行刑人员的劳动报酬的问题就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对监狱服刑人员的劳动报酬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关于服刑人员的劳动报酬仍未进入系统、规范的实施和保障状态,尽管部分监狱,特别是近几年监狱体制改革试点省(区、市)的监狱已根据有关规定向服刑人员发放劳动报酬(在服刑人员个人使用的劳动补偿费项目下支出),其积极作用已有显现,但目前的做法相当粗泛,也还没有全国通行的规范化制度,各地的试行标准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包括提取标准、分配与结算方式、个人账户管理以及支出范围和方式等相关程序和内容还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规范。但针对报酬的发放、管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具体的发放、管理还需要全面的完善,例如制度监狱法实施的细则。

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对监狱服刑人员的劳动报酬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关于服刑人员的劳动报酬仍未进入系统、规范的实施和保障状态,尽管部分监狱,特别是近几年监狱体制改革试点省(区、市)的监狱已根据有关规定向服刑人员发放劳动报酬(在服刑人员个人使用的劳动补偿费项目下支出),其积极作用已有显现,但目前的做法相当粗泛,也还没有全国通行的规范化制度,各地的试行标准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包括提取标准、分配与结算方式、个人账户管理以及支出范围和方式等相关程序和内容还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规范。[10]对于报酬的提议,参考国外的做法,建议罪犯劳动报酬在支配和用途上应同时兼顾罪犯的监狱生活、罪犯出狱后的生活以及被害人、罪犯家属的利益等。可将罪犯劳动报酬的用途分为四项:第一用于建立受害人的赔偿基金,占报酬的30%;第二作为罪犯支配金,用于罪犯中的日常支出,占报酬的30%;第三用于资助罪犯家属,占报酬的20%;最后一项作为刑满释放储备金存入罪犯账户,平时限制使用,在罪犯释放时一并发放,占报酬的20%[11]

(二)人身管制的权利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我国人权的制度保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我国监狱行刑意识中,中国历来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国家,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监狱行刑一直没有切实做到充分重视每一名罪犯的人格特征、个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展开一系列的管理与教育改造,罪犯个人被整个罪犯群体所淹没,成为提高改造质量的瓶颈[12]对于监狱行刑理论体系来说,实践中我国长期以来沿袭历史上学习前苏联的监狱模式,主要采取以“刑”为本位来建构监狱学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以“受刑人”为本位来构筑的所谓“人本位”的监狱学体系。13在人权问题日益彰显、各类矛盾日渐凸显的今天, “以人为本,依法治监”的指导思想下,在监狱行刑过程中,应当着重强调个别预防及有效地科学改造方法。

“依据法理,法律没有限制或剥夺的权利,受刑人都可以享有,监狱机关都应当依法予以保障。但由于受刑人特定法律身份和特殊人身状态的限制,导致其享有的一些权利无法行使"14如未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受刑人应当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实际上,在监狱内服刑的受刑人只能享有选举权,而不可能享有被选举权,而其享有的选举权有时也不能被很好的保障。15再如我们应当尊重受刑人的通信权,但是受刑人的通信权出于监管场所安全、改造的需要,来往信件、包裹等必须检查,写给上级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除外。这样一来,受刑人实际能够获得并行使的权利必然要少于法定应当行使的权利,这是一个“实然"的状况:“即受刑人虽然具有权利能力,却没有相应的行为能力,这些权利只能停留在应有的权利状态,等待具备行为能力条件时方能转化为现实权利”。16

《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第十六章节的剥夺自由刑在不同种类劳动改造机构的执行分别划分为普通管制、严格管制、特别管制的规定。监狱内部体制改革中,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中所提出的剥夺自由刑在不同种类劳动改造机构的执行分别划分为普通管制、严格管制、特别管制的规定。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在我国,监狱管制的分化并不明显,轻犯、重犯羁押在同一监区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在监区内部,分化监管体制中,我国可以从犯罪人员的文化程度、犯罪类型分别羁押,进行分化管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教育改造模式的基础就是从犯罪人员能够在服刑届满以后可以适应社会生活,以至于不被社会所摒弃,造成二次犯罪,改造失败的事实。

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法律规定,俄罗斯的监狱监督主体包括:(1)俄罗斯联邦的联邦委员会委员、国家杜马及联邦各主体的国家权力机关;(2)法院;(3)检察院;(4)上级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总理以及联邦各主体的总统和政府首脑、地方自治机关的首脑、监狱的上级机关公职人员;(5)社会团体;(6)大众信息媒体。大众信息媒体的代表和其他人员有权在取得监狱或其上级机关的专门许可后造访刑罚执行机构和机关[17]。监督体系的多元化,能够保证各种监督主体对监狱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监督,确保监狱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依法进行,有利于保护被监禁人的合法权利。特别是社会媒体的介入,使监狱行刑完全透明化,社会和新闻舆论如同阳光,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让更多的阳光照进监狱,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监狱权力的滥用,保障被监禁人的人权。新闻媒体对监狱进行监督的成功案例很多,如躲猫猫事件等监狱被监禁人非正常死亡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很快就引起人民检察院的重视,最后使案件真相得到查清,有关责任人员被依法依纪追究了责任。20093月互联网上一篇举报广东省茂名监狱管理混乱与狱警贪腐的帖子被各网站迅速转载后,很快便引起了广东省有关部门的重视,广东省检察院和有关部门迅速组成调查组进入茂名监狱进行调查,最后依法查处了一个涉及监狱长成加增(成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等多人的重大司法腐败窝案[18] 

我国《监狱法》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活动的监督是通过派驻的方式来展开,单一的监督带来的后果是不能得到广泛有效落实,居然派驻,那必然要和监狱执行的管教人员有联系,从监督角度考虑,监督的是片面的,并不能有效的防止监狱执行活动中的瑕疵。《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中所明确的监督主体,充分的体现出了多角度地透明度,完全起到了监狱执行过程中阳光防腐的效果。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加强对监狱执法过程的监督,是防止滋生腐败,提高刑罚执行效率,确保监狱稳定的重要途径。在监狱行刑过程中,监督权的规范化有利于保障犯罪人员在改造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监狱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的行为,约束“人治”行为的发生。虽然在我国已经设立了监狱派驻检察机关的监所监督机关,但派驻的检察机关是隶属于当地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建议应当把该派驻的工作人员及财政都直属于省级检察机关,并且健全“人大”、“媒体机构”定期对监狱的行刑过程进行巡视和走访。关于犯罪人员处遇的制度,刑罚变更制度和过程,如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以及其他涉及罪犯人身等权利的措施要列入刑务公开的范围,向服刑的罪犯公开、向社会公开、向上级上管机关公开、向监督机关公开。通过刑务公开确保在监狱行刑过程中杜绝违法和腐败行为。19只有在广泛有效的监督下,监狱执行过程中才能有效遏制滥用权力和保障犯罪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教育改造的强化

2010年司法部召开了全国监狱劳教教育改造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把主要精力、主要资源、主要时间用在教育改造工作上加强组织领导,明确提出了教育改造工作的5+1+1工作模式。监狱工作目标的重新定位,必须把教育好、改造好罪犯作为监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犯罪人员改造成守法公民是我国监狱工作的根本宗旨,教育改造作为改造中的核心位置,对改造的结果至关重要。监狱是以罪犯为主体构成的特殊小社会,由于它是亚文化物质最密集的地区,是亚文化的集散地,这种文化的积流、适应、传承、整合及分化在这里持续地进行着。20我国监狱的行刑系统一直在沿袭建国之初的劳动改造理论所确立的模式,即高墙电网内高度浓缩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一直备受国家重视着,如何使犯罪人员成功改造,回归社会成为一个守法公民,成为现在的重大研究问题。监狱行刑社会化作为当代社会监狱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其实质上就是让监狱向社会敞开一扇大门,让社会中的教育力量介入监狱,比如社会帮教工作的介入、培训犯罪人员职业技能、培养犯罪人员正确的价值观。社会也相应的逐步了解监狱,让监狱和社会有着必然性的联系,打破监狱性的封闭性、沉闷性,也能有效地借助社会力量对犯罪人员进行教育改造,这种教育改造的目的是改变犯罪人员的冷淡、悲观新蛋,使他们树立自强、基金的人生态度,同时也能让犯罪人员感受社会的温暖,更好地认罪悔罪,消除反社会意识,从而能够改造成功后回归到社会,回报社会,不再犯罪。

 

参考文献:

[1] 韩京京论新中国监狱法制建设发展及展望》,《犯罪研究》2007年版,第4期。

[2] 林纪东《监狱学》,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17页。

[3]张全仁主编:《监狱行刑学》,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版,第?页。

[4]谢望原,翟中东对我国行刑社会化的思考,法学评论出版社2000版,第?页。

[5] 秦静法制网——法制日报,20111期。

[6]中国监狱学会、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编:《外国监狱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 
[7]周刊:《广东茂名监狱:高墙内的黑幕》,《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35期。

[8]姜爱东监狱体制改革下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9年第12期。

[9]罗明琦《国外罪犯劳动报酬制度及其思考借鉴》,中国监狱学刊20105期。

[10] 姜爱东监狱体制改革下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12

[11] 罗明琦《国外罪犯劳动报酬制度及其思考借鉴》,中国监狱学刊2010年期5期。。

[12] 王晓英《我国监狱行刑若干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

[13] 王泰《改造罪犯——刑罚执行中的人文关怀,中国监狱学刊20014期。

[14] 邵名正《受刑人论》,中国政法大学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15] 20103月第五次修正的《选举法》规定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具体还应参照198335 H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来确定。

[16]徐显明《人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7]中国监狱学会、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编:《外国监狱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18]周刊:《广东茂名监狱:高墙内的黑幕》,《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35

[19] 刘月洁:《试论我国监狱行刑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万方数据2010年版165

[20] 王平:《中国监狱改革及其现代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1999年版,第127